郭建梅 | 我就是這樣一塊石頭

前不久一則消息刷屏了朋友圈,中國公益女律師郭建梅獲得2019 年度諾貝爾替代獎。諾貝爾替代獎是什么?郭建梅又是誰?當她真正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,這位干練的姐姐讓所有人振奮了一下,又酷又美!

郭建梅 | 我就是這樣一塊石頭

郭建梅

想象一下,你的60歲會是什么樣子?退休在家跳起歡快的廣場舞?還是刷著抖音快手成為線上最會帶貨的時髦奶奶?60歲的臉上會寫滿什么?60歲還要工作嗎?當我們把問題拋向郭建梅,她一臉神采飛揚:當然,我這事業可是要干一輩子的!

拍攝那天北京刮起讓人肝兒顫的朔風,人人都裹在羽絨服里哆嗦。只有郭建梅穿著風衣披肩疾步快走,腰桿挺得筆直,給我們這些小年輕打了個樣。讓人好奇她怎么這么有勁兒!就像心里長著一團火,什么壞情況都能正面硬扛。

又迷茫又倔強

2019年12月,郭建梅獲得了“正確生活方式獎”,這個獎又稱被為諾貝爾替代獎。雖然和諾獎無關,但由于頒獎日在諾獎前一天,且地點與諾獎完全相同,因此具有幾乎同等的分量。組委會表揚了郭建梅在女性權益保護方面的敢為人先和持續努力。

在獲得“正確生活方式獎”之前,郭建梅身上有兩個最亮眼的標簽。她是中國第一位專職公益律師,24年來竭力推動社會公平與法治進步;她也是著名作家劉震云的妻子,在漫長的婚姻時光里,兩個人都沒有被對方的光芒掩蓋,在不同領域都攀上頂峰。

我們問她得獎之后生活變得有哪些不同嗎?郭建梅長吁一口氣:“ 獎金。獎金可以讓我們多接一些案子,再撐住一兩年。”

哈,好個實在人!但細細了解下去,郭建梅的故事遠非“老公創業,妻子慈善”的現代華爾街傳統,真就是個草根逆襲的大爽文。一個女人花了幾十年的時間,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。

雖然人人覺得郭建梅是名作家的妻子,肯定不會為錢發愁,卻實際上很少人了解她的工作現狀。她成立的千千律所是一家公益律師事務所,代理案件不收任何費用。因此運作資金全靠社會支持,全所律師無論是全職還是兼職,都拿著微薄的固定收入。作為創始人郭建梅的工資從24年前的800元逐年增長為現在的一萬出頭,勉強與CBD一名普通白領持平。即使現在,她每年非常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去為公益律所爭取捐款,常常處于等米下鍋的窘境。

郭建梅小時候是窮怕了的。她在河南的一個小村莊長大。父母雖是公辦教師,家境卻不算好,用她的話說,這輩子受過最侮辱人的欺負都在小時候。1979年她考進北大。老師說,你們這一代人,將來要在社會上起大作用。郭建梅把這句話記在了心上。

畢業后郭建梅意氣風發,被分配到司法部當上了公務員。在河南老家,公家飯是讓人尊敬的職業,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,自己又進了機關,人人覺得老郭家轉了好運。但很快郭建梅自己就受不了,“一張報紙一杯茶,一眼望得到退休,我迷茫極了,老師說我們要在社會上起大作用,這輩子就這么過去嗎?”她先后兩次跳槽,最終做了記者。1995年,郭建梅采訪在北京舉辦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論壇,因為聽了希拉里的演講《女性的權利就是人權》,她的人生出現了又一次轉折。“就是這樣,我找到家了。”

大會上來自各國的女性代表營造出一種相見恨晚的歡樂氣氛。大家雖然為了不同的領域在努力,也坦言遇到各種困難,但幾乎每個人都樂觀地相信,女性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。郭建梅也覺得,為什么不呢?那我也來做點什么吧。靠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敢,她組建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,幾年后又從北大出走創立千千律師事務所,免費為女性弱勢群體代理案件。誤打誤撞,郭建梅就這樣成了中國第一代的公益律師。

郭建梅 | 我就是這樣一塊石頭

郭建梅

理想的理想, 綻放的綻放

在大眾的認知里,就算離開了國家機關的鐵飯碗,律師也是個不錯的高收入職業。按小時收費,出行當然是奢華型酒店+商務艙,有時候還會有專機待遇。但公益律師和專門代理企業和個人訴訟的社會律師不同,公益律師只接那些反映當下大眾認知盲點的案例,用法律的力量敦促社會進步,保護無助的訴訟人。為此公益律師不會向訴訟人收取任何費用,支撐他們的除了微薄的工資,就剩下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精神了。

郭建梅就是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。在二十幾年前,沒人知道公益律師是什么。家人親戚都勸她千萬要冷靜,但丈夫劉震云支持她,“只要你高興,你喜歡。”很快她憑借著女性天生的共情感找到了方向,那就是為女性發聲。

很多人把她當作唯一的救命稻草,恨不得一見面就跪下,更別提咨詢時傳遞的大量負面情緒。曾經有位政法大學的教授,因為教學需要想在公益律所做一段時間的案例收集,一個月后的某一天,他做完咨詢后瘋了一樣地跳出門口,大喊著:“ 我不能干了,我要瘋了!!”大量懷著理想而來的同伴,又因為壓力離開。而更多堅持著的同伴,則拿著遠遠少于商業律師收入的固定工資。在重壓之下,有段時間郭建梅得了抑郁癥。她的先生劉震云詫異:“ 哪兒就至于抑郁了呢?我這兩大箱退稿我都沒抑郁。”有個朋友直接把他懟回去,你干一個試試?

見了太多慘烈的人生,電影《我不是潘金蓮》的原型案例就是郭建梅受理的,那是一個打了20年的婦女維權官司,郭建梅偶爾和劉震云分享的故事,成就了作家著名的荒誕小說。談起小說外不為人知的真實維權女主角,郭建梅覺得她們才是真正的無名英雄:“ 有很多人到最后沒有打贏官司,為了訴訟做出巨大的犧牲,甚至失去了全部。如果沒有她們,很多法律的模糊地帶就不會引起公眾的注意,她們是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萬千普通人。”

積極治愈了抑郁癥后,郭建梅回到工作崗位。這些年她的足跡踏遍了廣西、云南、河南、貴州、四川、青海、西寧、甘肅、西藏等地。她的律所經手的留守兒童性侵案推動了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、出嫁女土地征用補償糾紛案推動了農村土地權益,家庭暴力致死案推動了《反家暴法》、懷孕女工被辭退案推動了《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》等法律法規的立法或修改。每件訴訟都耗時漫長,有時過程甚至長達十年。雖然時有勝利,但這些年經歷的失敗更多。

面對失敗,郭建梅學會了灑脫。“就算屢敗屢戰,我也越戰越勇,什么都不在話下。以前會因為不知如何是好而焦慮,現在我本能地做了再說。”

郭建梅 | 我就是這樣一塊石頭

郭建梅

女兒第一, 我第二, 貓第三

多年來撲在公益事業上,先生劉震云是郭建梅最信任的家庭伙伴。兩個人相戀于微時,都出身于農村,家底兒窮得特別般配。讀北大時劉震云只有兩身衣服換著穿,長得又其貌不揚。第一次到她家的時候,哥哥說:“ 喲,這人怎這么難看呀?”可她喜歡。

女兒還小的時候,郭建梅想要辭職,劉震云給她鼓勁兒,其實當時兩個人工資都不多。辭職后她從幾千塊的月薪降到每月800元,作家的版稅更是很少很少。就這樣劉震云負擔起了每天接送女兒上學,安排好三人生活,讓郭建梅有充分時間做事業。女兒稍大一些,就開始住校生活,在寒暑假還會與郭建梅一起到廣袤的鄉村,親眼看媽媽如何工作。四川、貴州、大西北,女兒一路走一路拍。“我女兒拍過一個紀錄片《眼睛》,講的就是我的一個當事人,她的眼睛被老公給挖下來了。那個作品拍得特別好,紐約大學為此錄取了她。有的山區連鹽巴都吃不上,小道上沒有路燈,她一路走、一路把壓歲錢全都捐出去了。”

說到家庭地位,郭建梅說女兒排第一,郭建梅第二,貓是第三,劉震云掛尾。說到這里她的語氣里帶著傲嬌:“ 假如不是劉震云,我可能不會堅持下來。”愛是最強大的力量。記憶里有好幾次郭建梅在偏遠的小村莊會見當事人的時候被圍攻、被恐嚇,像演諜戰片一樣和對方斗智斗勇。回家后她把這些驚險的經歷當故事一樣講給劉震云聽,兩個艱苦出身的人在此時能彼此理解對方為何而做,為何而戰。

“我有時候挺二的,面對的都是艱難,可內心很正面。就是因為我做的是正義的,是推動法治前進的。有時覺得自己像劉胡蘭,迎著閘刀上;有時候,心里又酸酸的。正是這些鍛造了強大的內心,我就是這樣一塊石頭。”

Q&A:

考慮過做商業律師來“養活”自己的團隊嗎?

郭建梅:我也想過,但商業律師和公益律師大家看案子的角度不一樣。公益律師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,一件案子能不能受理,要看有沒有代表性、典型性,能不能通過用公益訴訟的方式,找出在立法、執法中的難點和需要推動的地方。我們是一家NGO機構,不能以盈利為目的。

近幾年來,女性在維權方面正在變得越來越活躍嗎?

郭建梅:確實越來越多,比如離婚官司里70%的原告是女性。以前找我們咨詢的多,打官司的少,但現在很多女性找上門,鐵了心一定要維護自己權益的越來越多了。

作為女性,您自己是怎么覺醒的?

郭建梅:很多看似社會約定俗成的地方,你需要換個角度才能發現這其中隱藏的性別歧視。我自己也是一步步覺醒的。比如我受理過一個案子,36歲的女博士在讀博第二年因為懷孕被學校勒令退學。學校說是按照學校的管理辦法,我說不行,一個女孩子好不容易考到博士,36歲又是絕對晚育的年齡,你們還要讓她回家?我國《憲法》《生育法》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都有所規定,我們就打到底,讓全國人民來評評理。這個案子我們贏了,產生的后續效果就是,學校不再歧視懷孕或生育的女學生。

如何評價您自己?

郭建梅:我更喜歡被稱為“女性主義者”。女性有她的綿軟、細膩;女性也有她的堅韌。但不是要像男人一樣,更不是搞對立,打敗男人,或者把女人變成男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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